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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把什么从都城洛阳接到许?公元25年谁称帝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东汉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天下诸侯群起讨伐掌握东汉朝廷的董卓，董卓为避关东群雄兵锋，在破坏了洛阳之后胁迫汉献帝和百官迁都长安。这一年曹操也参与了汉末这场军事行动，虽然损兵折将无数但也算是崭露头角了，讨董联盟解散后，曹操在击败兖州刺史刘岱后出任兖州牧并收降了几十万黄巾军组成了精锐的青州军，有了根据地，又有了军队，曹操一跃成为当时颇有实力的诸侯之一。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曹操和吕布在兖州连续大战，终于把趁他远征徐州时偷袭他兖州老巢的吕布赶出了兖州，彻底把兖州掌握在了手中。同年，离开了洛阳五六年之久的汉献帝自长安东归驻跸安邑，并下诏天下诸侯勤王。建安元年(196年)八月，在各诸侯持观望状态时，曹操听从谋士荀彧和郭嘉等人的建议迎奉天子还都于洛阳，不久后自洛阳迁都至许，十一月，汉献帝封曹操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一步妙棋，从此曹操占据了主动并一步步扫平了北方各诸侯最终在官渡之战击败最强大的对手袁绍，进而统一了北方。问题是，许昌处于四战之地，而且历朝历代也从来没有在许昌定都的前例，为何曹操弃用洛阳这个历代古都而最终选定此地为东汉新的都城?其实仔细分析当时的形势和曹操的优劣势，你会发现当时许昌还真是唯一最合适作为都城的所在，为何这么说?我们分析一下。
第一，许昌当时属于豫州，曹操之前击破了汝南和颍川的黄巾军，吕布也被他赶去了徐州，许昌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皇帝当然要掌握在自己可以控制的地方才能放心。
第二，许昌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它三面环山，西北有嵩山山脉，西部有石人山、白云山、伏牛山等山脉阻隔，南部有大别山、博山等山脉横亘，只有东部是开阔的平原。而当时许昌北面有袁绍，东南有袁术，南面和西南分别是刘表和张绣，东面是吕布和刘备，曹操选此形胜之地作为新的都城和他争霸的根基，不得不佩服他的战略眼光。
第三，当时他实力远不如袁绍，如果依然以洛阳为都城，与许昌相比，洛阳更靠近袁绍的实力范围。事实上，袁绍手下的谋士沮授和田丰等人就曾建议袁绍偷袭许都夺回汉献帝，袁绍之所以犹豫了，可能和许都的地形有关，试想一下，如果汉献帝依然在洛阳的话，也许袁绍就会毫不犹豫的选择进攻洛阳夺回汉献帝了，在当时曹操势力还不是很强大的时候，曹操选择许昌也是为了避开袁绍的锋芒，这是个大家心知肚明的原因。
第四，除了防备袁绍之外，洛阳周边其实也并不安全，当时李傕郭汜势力虽然混战，但是实力尚存，洛阳西去就是河东，河东过去就是关中李傕郭汜的实力范围，而且洛阳周边的黄巾残余势力还没有被剿除干净，仍然定都洛阳实在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第五，前面说过，董卓在离开洛阳迁都长安之前曾经对洛阳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几年过去了，诸侯都忙着征战，要重新修复洛阳不是短时间内能完成的，倒不如找重新找一个。
第六，洛阳虽然不能再次成为都城，但是它在天下士人和忠于汉室的人心目中的地位仍然崇高，如果曹操把都城定在远离洛阳他的大本营兖州，那一定会使曹操陷于舆论的漩涡之中，但是对曹操来说，这个地方又不能离兖州太远，从地图可以看到，许昌位于洛阳和兖州之间稍偏向洛阳，以此作为新的都城，天下士人和忠于汉室之人可以接受，曹操也可以接受。
第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洛阳一带长期经历战火，早已民穷地乏，经济凋敝，粮草补给和后勤保障是个很大的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历来如此。而许昌一带历来是重要的产粮区，而且交通便利，筹粮也远比洛阳方便很多。
第八，不得不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许昌地区包括周边的颍川郡，当时是人文荟萃，人才辈出，是当时天下人才最集中的地方，定都于此，有汉献帝和汉室这面大旗在，曹操可以很方便的招揽和吸引人才。果然曹操这一步棋是走对了，其他不说，看看他手下五大谋士中就有荀彧，荀攸，郭嘉三人就出自于颍川和许都
曹操被关羽的首级吓死了?关羽死的时候曹操哭了吗
于禁在三国时期堪称一代名将，为曹氏集团的振兴与发展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樊城之役，因为一着不慎，被关羽水淹了七军。
于禁兵败后先是被关羽羁押，吕蒙夺取荆州以后，又被孙权软禁在江南。曹操死后，孙权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刘备，从改善孙曹关系的角度出发，才把于禁放回江北。
回到魏国后，曹丕对于禁战败后没有杀身成仁的做法深表不满，用庞德战败被杀的事迹羞辱于禁，于禁心情压抑，不久抑郁而死。
为什么像于禁这样拥有高资历的老将竟会在关键时刻弃节义不顾而做出投降于敌军的举动?要知道，曹操在早期参加“讨董军”时，手下将领为数不多，尤其是于禁这样的异姓将领极度匮乏。因而，曹操对待于禁不可谓不厚，所加赏赐不可谓不丰。再者经历十几年拼杀，有数次曹操险些一败涂地，但于禁并没有引起背叛之心，甚至流露一丝一毫的不敬。那么，于禁最后投降关羽就不是简单的对于曹魏集团的不满或者说是曹操故意地舍弃能解释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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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不论他投降之后身系牢狱的那段时间，单说他投降之前的最后一战，也就是直接导致他投降的原因所在。
当时，刘备大将关羽进攻樊城，攻势凌厉。樊城是魏属荆州的门户，一旦攻陷，则至洛阳一马平川，甚而攻拔魏都许昌亦非难事，所以曹操必须派遣一员大将领兵前往支援。
他选的就是于禁。
这或许是曹操的又一个用人失误。按说关羽曾经暂投于曹操门下，曹操应该知道关羽最大的特点是武艺超群，武名之盛威震华夏。因而他所选将领需要在武力方面能够与关羽匹敌。徐晃可以，许诸可以，但于禁不行。纵观于禁之前的每一仗，他的才能主要体现在布阵安营之类，而非冲锋陷阵。所以，选他去对付“武圣”关羽，犹如以卵击石。
而曹操的第二个用人之误便是派遣庞德随同前往。事实上，庞德的武艺足可以与关羽抵挡，但曹操忽略了庞德是“新人”这一个事实。所谓“新人”即是新进加入曹军的将领，庞德便是其中之一。而指挥他的是曹操的老资格将领于禁，这就出现问题了。武力平庸的老将去指挥武力出众的新将，一定不希望新将立的功劳比自己多吧?也不会喜欢新将处处表现出英勇善战的样子，仿佛显示自己已经老朽，不堪战斗。
事实恰是如此。庞德每有机会战胜关羽，于禁便鸣金收兵。以至于在一次次错失良机后，关羽水淹曹军，一战得胜。这其中还有一个情况，说的是庞德在军队被水淹之后，仍然率领残部坚守高地，向蜀军射箭进攻。而于禁身旁压根没什么人了，也可能是他想召集些人再战，但无奈大家都“树倒猢狲散”，各自逃命去了。
那为什么在同样军队溃散的情况下，庞德仍能收拢残兵而于禁只有投降的份儿?这恐怕涉及到于禁平素的治军问题。前文已经说过，于禁之所以能跻身五大将领，除了他善于布阵结营，更在于他治军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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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曹操攻打张绣时，失败撤军。途中夏侯惇的部队趁势劫掠百姓，被于禁发觉。于是于禁自己率兵截击夏侯惇的部队，迫使其归还所劫财物。这一方面表明于禁的严厉治军风格，另一方面也为他在军中不甚得人心埋下伏笔。
另有一件事更足以证明于禁执法之严竟然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据《三国志》记载，于禁有一个名为昌豨的朋友，曾是山贼，后投降曹操。但不久，昌豨在此率领山贼反叛。曹操当即派遣大军讨伐昌豨，山贼根本不是正规军的对手，眼看就要失败，昌豨便跑去于禁那儿求情。按照常理而言，于禁应该会放了昌豨一马吧?至少是替他在曹操面前求求情。
但结果是，于禁以“不能失节”为由，斩了昌豨。而事后，曹操就此事“拜禁虎威将军”。这就多少有点踩着朋友往上爬的味道，也难怪陈寿会在《三国志》中说于禁“以法御下，不甚得士众心。”而裴松之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他“肆其好杀之心，以戾众人之议，所以卒为降虏，死加恶谥，宜哉。”大意为于禁放纵他嗜好杀戮地心理来安定众人的议论，因而最终成为俘虏、死后被加封不良嗜好，也是罪有应得。
由此可见，于禁的投降多半是由于平时自己的残酷、战时的嫉妒所导致，纯属咎由自取罢了。
当然，这也不能说明于禁失败投降就没有一定的客观因素。根据魏文帝曹丕后来接见从吴国放回的于禁时所说的一番话来看，在一定程度上，于禁的投降也是被逼的。曹丕说：“樊城之役，水灾暴至，非战之咎，其复禁等官。”想想也是，当时于禁身陷大水中，因为缺少船只，身旁又没什么人帮忙，兵器也被水冲走，真可谓欲战不能、欲走不得、欲自尽又缺乏兵器，只有投降才是唯一出路。
况且俗语云：“不以成败论英雄。”一次的失败投降并不能盖过于禁此前的战功累累，再加上于禁不得已才投降，谁知他没有另一番打算?比如相机刺杀蜀军将领，或者纵火烧粮草等等。
既然这样那么，于禁之后的死则多半是“比”出来的，而他的死与他的投降又有莫大关系。
接着上文说魏文帝曹丕接见于禁后，官复原职。然后，令他去邺城拜见魏武帝曹操的陵墓。就在那儿，于禁看到陵屋的墙上画满了“关羽战克”、“庞德愤怒”、“于禁降服”的画像，不禁羞惭万分，得病而亡，死后被追封为“厉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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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蕴涵着一个重大疑点，即魏文帝曹丕对于于禁的态度究竟如何。首先，曹丕给于禁官复原职，却不让他立即赴任，而是命他去拜见陵墓。其次，曹丕令画匠事先画好那些壁画，摆明了是为了给于禁看看，刺激刺激他。第三，于禁的谥号为“厉侯”。你说给个什么谥号不好，偏偏加了个“厉”字。厉者，危险、残暴、严厉之意。现在给于禁封了个“厉侯”，不就是影射他残酷、严厉的治军风格，暗含蔑视的态度吗?
如果真是这样，那前一段曹丕安慰于禁的话不妨看作是掩饰之辞，而所谓的“官复原职”也只不过是一种手段，为的是让曹丕在无形中杀死于禁却又不落下个“杀先帝老臣”的名声。
可是，正所谓“君无戏言”，曹丕所说的真只是一番托词吗?遥想当时，于禁回到故地，须发皆白，形容憔悴，泣涕顿首，怎能不令人动容?再加上曹丕刚登帝位，急于安抚先帝老臣，所以他对于于禁仍是有几分安抚之意。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曹丕一定不会再次重用于禁，他轻视的是于禁投降的事实。不论于禁有没有真心投降，但投降毕竟是事实，而他身旁又是不屈节而死的庞德，其形象自然一落千丈。于禁和庞德同为魏军将领，又同被俘虏，这是相同之处。不同之处便是于禁的含糊不清的投降和庞德真真切切的就义，以普通的世俗眼光和“善恶二元论”来看，自然抑于褒庞，无可厚非。
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于禁投降既有自身主观的一面，又受外部客观因素所逼;他的死则更多趋向于对比的结果，恶名蔓延至子孙后代而无法去除，岂不悲哉!
看于禁的一生，他是三国时期屈指可数的能将，却因一朝降了敌国，然后遍遭蜀、吴、魏三国的凌辱，既悲且叹。